广州中山纪念堂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先生（1894-1929）历时三年为之呕心沥血的经典作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等不朽之作。史料记载，吕彦直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建筑学士学位；1925年9月获得南京中山陵墓设计一等奖；1926年11月又再次获得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的设计一等奖；年仅三十出头便得此殊荣，足见其才华横溢、聪颖过人。不过少年才子多薄命，过度的疲劳和设计压力，耗尽了他毕生精力，在完成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全部设计后，他已无力到广州履行建筑合同，对他自己的惊世杰作没能看上一眼便撒手人寰，年仅35岁。这座建于民国时期的仿古、仿木混凝土建筑处处展现出那位英年早逝的建筑师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丰厚的知识底蕴。只要对他的作品稍加了解，便足以令人充满敬意。（图1纪念堂全貌 图2纪念堂内部）

 从建筑设计角度来看广州中山纪念堂，她既是恢宏的，也是细腻的。恢宏之处在于：她将西方拜占庭式的穹隆顶与中国的皇家殿宇巧妙地糅合为一个艺术整体，堪称一座民国风格的建筑珍品。细腻之处体现在她的每一组纹饰与雕刻都展现出设计者内心的情感。

 拜占庭是公元4世纪东罗马首都。拜占庭式建筑是欧洲最引以为豪的西方古典建筑风格之一，在清朝由西方建筑师引入中国，曾为晚清和民国的留洋学者倍加推崇。（图3为晚清所建清华大学）                                

 拜占庭式建筑的特点是建筑平面的十字架横向与竖向长度差异较小，其交点上为一大型圆穹顶，穹顶依托和覆盖在方形或多边形的墙面上方，并把重量落在四面墙体的支柱上（图4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使得穹顶大跨度空间下方没有立柱。这种东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不仅是对欧洲建筑史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体现了古罗马最原始的议会制度。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图5圣索非亚大教堂内部穹顶），就是东罗马遗存至今的拜占庭建筑。（图6圣索非亚大教堂外部）

 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十分讲究等级。由于宫殿、房舍的顶部是建筑物暴露最多、最为醒目的地方，因此殿顶的制式、脊兽的数量、屋瓦的颜色就成为体现等级的最强之处。清朝《大清会典》中的《工程做法则例》规定了27种房屋制式等级。

 故宫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帝设朝议事的场所（图7故宫太和殿），也是中国封建皇权的象征和中国传统建筑中最高等级的殿宇形式。太和殿的屋顶用的是表示最高建筑等级的“重檐九脊庑殿顶”，上覆皇族专用的黄色琉璃瓦，角檐垂脊上共用了11个仙兽（依次为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从殿顶制式、脊兽数量和屋瓦颜色等三个方面彰显了太和殿的皇家最高建筑身份（图8脊兽）。

 故宫中还有一种殿宇叫做“重檐九脊歇山顶”，在等级上仅次于“重檐九脊庑殿顶”，主要作为皇帝的寝宫、书房以及朝门之用。二者不同的是：庑殿顶四面全是整坡，而歇山顶正脊的前后两坡是整坡，左右两坡是半坡。故宫中保和殿、天安门、太和门等均为“重檐九脊歇山顶”。  此外，“攒尖八角亭”在皇家园林建筑中的级别也是相当高的。

 吕彦直生活在一个“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颠覆年代，他的父亲是清朝官吏，姐夫曾出使欧洲，他虽生于封建社会却受过西式教育，在观念上既追崇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技术，又深深迷恋着祖国的传统文化、不忘民族之本。他的设计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竞标中连中头奖，得益于他“宏扬传统、西为中用”的设计理念。

 按照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对中山纪念堂征集设计图案的招标要求:纪念堂须“庄严固丽、暗合孙总理生平伟大建设之意味”“堂内以容纳5000人为最低限”“声浪传达、视线适合以臻善美”。这些看似简单的要求，对当时的建筑设计师来说无疑是一种艰巨的考验。

 然而吕彦直的设计是完美的。他以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材料替代砖木，铸就出整座建筑的“庄严固丽”；堂内大量使用吸音棉解决“声浪传达”问题；此外，他通过建筑语言暗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巧妙地满足了“堂内容纳5000人”以及“视线适合以臻善美”的要求；

为了表现“民权”。他避开中国传统建造技法中大量使用梁柱的做法，利用他的西学知识，将纪念堂的内部结构按照拜占庭式样（图9中山纪念堂内部圆顶），通过现代技术将钢桁架拉伸的大型穹顶依托和覆盖在墙体的八角立柱上（图10中山纪念堂结构模型），使堂内七十一米跨度的大型圆穹顶下无一立柱，不但完全满足了“容纳5000人”，“视线适合的要求”，也由这种圆形会场的建筑形制体现出西方议会的民权概念。

 为了体现“民族”风格，吕彦直既要体现尊崇，又不能照搬皇家典籍。毕竟孙中山不是皇帝而是推翻皇帝的伟人。吕彦直非常聪明地在穹顶钢桁架上覆盖了一顶中式“攒尖八角亭”，给整片建筑区域赋以了皇家庭院的色彩，正南面配以“重檐九脊歇山顶”，东西两侧套上“重檐歇山顶抱厦” （图11中山纪念外部俯视近景），让人顿起庄严肃穆之感;堂瓦使用蓝色琉璃瓦而不用黄瓦，表示对中山先生“不是皇帝却胜于皇帝”的敬意（只有祭天的天坛使用蓝瓦），（图12中山纪念外部正面近景）八角亭檐脊上的象形脊兽数量多达10个（中国传统纪念故人宜用阴数）（图13八角亭檐10个脊兽），10为阴数之最。从殿顶制式、屋瓦颜色和脊兽数量三个方面，说明吕彦直对中国皇家建筑制式非常熟悉，设计考虑非常严谨。经过他的包装，俨然将一座西式神殿改装成一座顶级中式殿堂。体现出设计者对孙中山的崇高敬意和恢宏大气的设计思想。为了表现民生，吕彦直把中国民间的纹饰艺术大胆地运用到纪念堂。他并没有模仿皇宫中金碧辉煌的龙凤饰纹彩绘，而是通过纹饰、雕刻、彩绘去着力表现民生。汉白玉栏杆上的一字回形纹和羊角瓶、墙饰上的如意、宫灯浅雕的祥云、以及墙裙上的蕃草纹和碧浪警钟，无一不在体现民生和设计者对“共和体制”延绵不断的美好祝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堂正门立柱上的“￥”字图案（图14正门立柱“￥”字图案），与1929年1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市徽极为相似，是否互为影响？目前难以考证。但至少反映出身在上海的设计师非常尊重羊城人民，其细腻的寓意，由此可见一斑。（图15第一个市徽）

  吕彦直似在不经意间，将孙中山“民权、民族、民生”的意愿融入到纪念堂的建筑语言中。寓意之巧，令人叹为观止。这座中西合璧、西体中貌的大体量建筑不但在80年前的中国绝无仅有，在当今世界也属罕见。他不但用西方的建筑技术解决了大跨度无梁无柱的难题，同时以皇家建筑形制，完整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用巧妙缜密的手法体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这座民国时期的建筑经典是“岭南文化”的一支奇葩，其政治价值、艺术价值和技术含量，足以令许多现代建筑相形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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